一

8月的清晨，老葛文德没有醒来。家人叫了救护车，把昏迷的他送去医院。4天后，老葛文德去世。

老葛文德的脊髓里长了肿瘤，星形细胞瘤。肿瘤慢慢压迫神经，引起疼痛，直至全身瘫痪。在此之前，老葛文德是一位泌尿科医生。他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，以至于当他发觉从颈部至左手手臂的疼痛时，谁也没有在意。

老葛文德行医多年，妻子与长子也都是医生，生老病死贯穿在工作的日常。可当大限将至，全家人依然不知所措。

死亡不只是一个终点，不只发生在呼吸停止，意识消亡的那一刻。死亡是一条难以预演的征途。历经病痛，历经衰老，历经离别，直到身体这台复杂机器，再无冗余机制可支撑运行，轰然崩塌。

我们拥抱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发展，享受更长寿的生命，盛赞妙手回春的医学奇迹。然而，长寿，意味着通往死亡的路途更加漫长和曲折。奇迹，则意味着发生概率不高。在延缓衰老，治疗重疾面前，情况并没有想象中乐观。现代医学擅长治疗单一门类的疾病，在治疗关节炎或高血压上，很有一套办法，但同时面对十几种疾病（这往往是老人的常态），医生也会感到束手无策。以治愈疾病的目的，在身体上大动干戈——手术、化疗、试验疗法，并非唯一方案，有时也并非最优方案。那么，我们还能用怎样的观念和方式去迎接衰老，面对死亡？

在《最好的告别》一书中，外科医生阿图·葛文德用生动详实的笔触，展开一幅衰老与死亡的图景。追随作者关怀而审慎的目光，陪伴书中一位位真实人物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，于我们自己，是一场姗姗来迟的生命教育。

二

想象这样的一天：清晨醒来，你在家人的帮助下穿好衣服，坐上轮椅。如厕是一大难题，你已经无法站立，躬身也感到困难，又得叫上家人帮你脱裤子，擦屁股。能做的事，越来越少：勺子掉到地上，努力伸手，怎么也够不着；牙齿几乎完全脱落了，一桌子好菜，只能含在嘴里，尝尝味道；你想念老同事老朋友，他们有的已经去世了，有的也和你一样行动不便。

这样的一天，或早或晚，总会到来。你不得不承认，自己已经丧失了独立生活能力。余下的选择并不多：与子女同住，或搬去疗养院。哪一种方式，都挑战重重。

与子女同住，代际间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理念浮出水面；父母由一家之长变为被照护者，家中的权力关系也发生转变。这都会引发一系列冲突和漫长的适应。老人的身体机能与心智水平逐年下降，子女需要承担更多的照护责任。从安装扶手，烹饪软烂的饭食，到更衣、如厕、洗澡、督促定时按量服药，像一只杠杆，老人逐渐下行的机能稳稳压住一头，而另一头，子女需要投入的时间、资金、照护能力，则越翘越高。总有一天，全家人将不堪重负。

那么，搬去疗养院呢？

在疗养院，老人能得到全天候的照护。饮食起居，日常活动，家政服务，都有专人打点。在井然有序背后，疗养院里的老人，却不快乐。置身一个机构化的场所，意味着放弃个人的隐私权，放弃自主控制的能力。一切行动服从组织安排，在规定的时间起床、吃饭、活动。不能赖床和熬夜，因为这不健康；不能喝鸡尾酒，因为这不安全；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，比如去图书馆做一天志愿者，动手做喜欢的小手工，一时兴起探望老朋友。

疗养院力图维持老人的健康和安全，这也是子女、照护人共同的愿望。然而，只要健康和安全就足够了吗？我们似乎并未探寻过老人心中的渴望，便替他们做了主。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劳拉·卡斯滕森认为，我们如何看待时间，影响着我们如何度过人生。当青春年少，手里有大把时光，我们倾向于延迟当下的满足以换取日后的成就，追求自我实现。当时日无多，感到命运无常，我们更倾向于寻求亲密，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舒服愉悦，与我们的挚爱待在一起。疗养院维持的健康与安全，走在了舒服与亲密的反面。「厌倦感、孤独感、无助感」，被锐意革新疗养院的医生托马斯，称为疗养院的三大瘟疫。

托马斯是一位颇具反叛精神又极有执行力的人。他不厌其烦，说服了疗养院的同事，又成功游说政府投入资金。最后，疗养院迎来了新住户：2只狗，4只猫，100只小鹦鹉。老人们领养了所有的动物，给他们取名字、喂食、观察他们。孤僻的老人，眼睛里有了光，开始说话。对比研究显示，2年间，这家疗养院的处方消费下降了一半，老人的死亡率下降了 15%。托马斯的实践与另一项经典心理学研究不谋而合。仍然是在疗养院，护理人员告诉老人，他们要担负起照顾自己的责任，并给老人一项自主选择——挑选一盆植物，并亲自照料。研究显示，这些老人的幸福感更强，思维更敏锐，一年半之后他们的死亡率低于对照组。

既然衰老与死亡不可避免，那么，面对它，提供干预与关怀，让生命的最后一程更有质量。

近年来，美国涌现出不少新式养老机构。有的让十几位老人同住，老人拥有单独的房间，共用厨房、卫生间、活动室，像一个大家庭。有的就在一栋普通公寓里，管理人员根据需要为老人联系上门护理、治疗、家政等服务，尽力延长老人独立生活的时间。在天平两端，一端是安全，一端是自由，这些形态各异的机构尽量让天平稍稍偏向更自由的那一端。

罗达住在一座新式的疗养社区。她今年 99 岁，还在公寓里走路。在一般的疗养院里，这几乎是不可想见的，出于安全考虑，她必须使用轮椅。罗达说：

「噢，感谢上帝，我可以自己走到卫生间。」

「你会认为这没什么，因为你还年轻，等你年龄大了就明白了：生活中最好的事情就是你能自己去卫生间。」

三

凡人终有一死。

书的最后三章，划开一道横切面，用医生精准的观察，勾勒生命的最后时刻。他们都罹患癌症，经过几轮治疗或手术后，未见起色，状况一路衰弱了下去。面对重疾，他们心中惶恐不安，在选择治疗方案时举棋不定。大限将至，他们仍有许多未了的心愿。

  • 你最大的恐惧和关心有哪些？
  • 你最重要的目标有哪些？
  • 你愿意做那些交换、不愿意做那些交换？

葛文德医生选择与患者共同讨论这些问题。问题的回答将影响治疗方案的选择，也足以决定要如何度过所剩无几的时光。是继续做着收效甚微的化疗，还是改为保守疗法？是冒着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动手术，还是采取善终服务，减轻疼痛，在尽量维持生命质量的情况下安心离开？是在重症监护室里插满了管子等待心率曲线降为零，还是回家，在家人的环伺下静静离去？

及时与家人、医生沟通心愿，并按照心仪的方向好好走到生命的终点，会让所有人在生命的离去面前，少一些遗憾。当我们失去意识，无法为自己做决定时，知晓我们心愿的家人，也会为我们做出合乎心意的选择。这对我们和我们的家人，都非常重要。

书中，作者的父亲老葛文德，在生命最后的时日，执意要回家。他反复对作者说：「我不想受苦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答应我不让我吃苦好不好？」。老葛文德从医院回到了家。每隔2小时注射一次吗啡，在能抓紧时间享用点什么的时候，他吃了「薄煎饼、米饭、咖喱四季豆、土豆和一些印度美食」，在院子里享受夏天的阳光，看iPad上孙子孙女的照片。

3 天后，他停止了呼吸。

农人：也许是家中有老人的缘故，眼见她一天天衰弱下去，照顾她的家人在短短几年间也苍老憔悴了许多，读到这本书，很有共鸣。书中所写均为美国的情况，作者带着批判的目光，指出美国的养老机构、医疗方式在应对衰老和死亡时的诸多不足，但相比于国内，已好上太多。